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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晓琪博客

以心交心 以文会友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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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一个感性的女人,一个丰富的女人,一个真诚的女人,一个上进的女人。 热爱笔耕。国家一级作家,中国作协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、资深电视人,广东省政协特聘委员。发表诗歌、散文、人物专访、报告文学等200多万字,编导、撰稿电视专题片近300集,为多个大型晚会策划、撰稿…… 喜欢写喜欢玩喜欢胡思乱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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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艺至性 为人至情  

2009-03-28 22:17:2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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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“有的人活着,他已经死了。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。”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著名诗句,用在张木桂身上是很贴切的。他离去已经两年多,却一直活在他留下的作品里,活在亲朋好友的泪水和追忆中,也活在许许多多人的心底。

          从艺至性  为人至情

  ——追忆原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、广东电视台副台长张木桂

         文 宋晓琪

我管张木桂叫“桂叔”,这在以称呼官衔为理所当然的当下,确实有点儿不合潮流。但桂叔生前受用。现在提笔来写这位我敬重的领导,我想依旧叫“桂叔”吧,他在天堂会乐意的。

桂叔1937年夏天来到这个世界,走的时候是秋天——收获的季节。他的离去俭朴而又隆重,简单而又丰富。说他俭朴,是他一生清廉,没多少钱财。却又隆重,是五、六百人自发去送他,追思会上泪雨纷纷,思念如潮;说他简单,是他敢爱敢恨,从来本色示人。却又丰富,是他历经坎坷,成就斐然,同时收获了事业、爱情和亲情……

坦荡荡一男子汉,雄赳赳一大丈夫, 这就是桂叔。

爱电视艺术终不悔

老家在广东揭西的桂叔童年不幸而又幸运。他一岁之内,因家庭贫困被亲生父母两度卖给人做养子,可谓不幸;而他的寡妇养母家道殷实,对他疼爱有加,使他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,又可谓幸运。

桂叔读小学时十分聪明、顽皮。他的语文成绩特别好,作文更是常常被老师拿到高年级,享受“贴堂”的待遇,也就是将作文另纸抄写贴在教室墙上给同学们欣赏。1955年他顺利地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。

大学四年,小个子木桂如饥似渴地扎进知识之海,他曾师从著名戏剧家董每戡教授,对中国古典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这跟他后来成为广东和全国电视剧的开拓者之一,有着密切关系。

1959年秋天,桂叔大学毕业分到广东电台当记者,很快成为电台的业务骨干。让人想不到的是,八年后,一场浩劫把他从电台扫地出门,在阶级异己分子、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下,他无奈地徘徊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,四进英德黄陂干校,发配梅县养猪、看仓库近八个寒暑。以桂叔的聪慧,这些活自是难不倒他的,他学会了给母猪接生,练就了一手杀猪的好手艺,还自创科学喂养法,把水浮莲发酵后煮给猪吃,猪们因而长得快多了……直到1979年5月,桂叔才去掉阶级异己分子的身份,拖着“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”的尾巴,恢复级别,补发工资,重新回到省电台。

这样的际遇,竟然没有磨灭桂叔的激情、锐气和幽默。重返电台期间,他创作了不少广播剧,这是他文学艺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。1980年他调到广东电视台,开始了他后半生的20年辉煌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中国拨乱反正,百业待兴。电视这个朝阳行业处于大发展的阶段,桂叔通过对广东电视现状的了解和把握,在电视理论领域最早提出:广东电视要做“具有岭南特色的汉堡包”;广东电视剧要“吸取香港电视精华,要生产‘广货’”;在《努力探索岭南电视艺术道路》一文中,桂叔首次倡导“岭南电视剧艺术”的创作理念,被广东电视台确定为电视剧创作方针,同时为全国电视界认可。在实践中,他创作了单本电视剧《盼》,不久又撰写了广东第一部、中国内地第二部电视连续剧《虾球传》,播出后广受赞誉,一并获得了广东省首届鲁迅文艺奖。

20多年间,桂叔从台文艺部副主任、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,到分管文艺节目和电视剧的副台长,期间他担任策划、编审和监制的长篇电视连续剧《公关小姐》、《情满珠江》、《农民的儿子》、《英雄无悔》、《和平年代》等热播广东和全国,观众叫好,专家称赞,政府肯定,分别获得全国飞天奖、金鹰奖和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1997年底退休后,桂叔没有赋闲在家,继续参加电视剧的审定和策划,特别是他倾注了五年心血担任编审的系列轻喜短剧《外来媳妇本地郎》,2000年11月播出后长期居于广东收视榜首,以多彩的广州特色、鲜明的人物性格、好看的市井故事、交融的南北文化,赢得了城乡观众的喜爱,并由此催生了粤方言情景喜剧在南国大地的繁荣。2005年桂叔确诊患了胃癌,入院前一天他还在审阅《外》剧的剧本。不到春蚕丝尽,蜡炬成灰,桂叔又如何放得下他钟爱一生的电视艺术啊!

桂叔的大学同窗好友、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黄树森在桂叔走后这样评价道:“(电视剧的)策划、编审、监制云云,泡沫很多,很难概括张木桂的地位和作用……张木桂是个谜,他是最早悟到文化工业、文化市场、大众传媒制造出经济文化时代真谛的先行者之一。张木桂身上,可开发、总结的东西很多。决非策划、监制之类可以说得清、道得明的”。此言甚为中肯。

问桂叔的夫人杨娟娟:桂叔这一生最值得写的是什么?杨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老张的工作最值得写。他从来都廉洁奉公,不计报酬,不怕吃苦……”是啊,桂叔管着这么大个省电视台的电视剧,却对人说:我是生产队长。他的意思,就是要把电视剧的制作管好,多拍些老百姓喜欢看的好剧;他头上副台长的“乌纱帽”不算小,可他却多次对老朋友说:我没有乌纱帽,只有草帽,草帽可以垫坐,可以扇风,随时取下来,也不足惜。他不是不珍惜当人民公仆的机会,而是更看重能为人民做些什么,能为人民担什么责任。杨老师是最懂桂叔的,她知道桂叔一辈子爱家爱亲人,却从来不会为了家里的事耽搁工作。大女儿在上海出生时,桂叔因为工作忙没有前去照料,两年半之后才见面;文革期间小女儿在梅州出世前,桂叔在广州养了几只鸡,一心想到时好好照顾她们母女,岂料他突然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关押起来,和夫人断了联系,近半年后他一下子收到数十封信,才知道小女儿已经满月了……就这样,桂叔对自己的工作依然满怀热爱,全情投入。如此敬业又如此有成绩,还不值得写吗!

过于紧张的工作和超负荷的压力,影响了桂叔的健康。年青时胃部动了大手术,切去了四分之三,他用剩下的四分之一个胃支撑大半生的辛劳;他还落下了冠心病,几次发病不得不去住院治疗,还有一次正工作着就倒下了,是同事们把他抬上救护车的。可只要一出院,他又马不停蹄地忙起来,连放慢一下节奏都是奢侈。他原本打算闲一点就写自传,写几十年的曲折和奋斗、痛苦与欢乐、爱情和友谊……可他压根儿就没有闲过,除了最后这次永无归期的休假。

桂叔需要电视艺术,他欣然慷慨地付出,从中得到了满足和快乐;同样,电视艺术也需要桂叔。他锐利的目光、精到的论述,以及卓有成效的实践,带给了荧屏多少欢乐,留给了电视人多少启迪啊!

从艺至性,桂叔伟哉!

 

       走人生之路总是情

和桂叔打过交道的人,都说他率性真诚,热心助人。桂叔的大女儿继伶告诉我这么一件事:当年落难梅州,桂叔在养猪四年后去了一家工厂,他忠厚能干,很得厂长的同情和赏识,和工人们也处得和兄弟似的。1978年,按照当时的政策,桂叔得到一个指标,可安排孩子到厂里工作。那时从学校出来就能进工厂,绝对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眼看继伶快16岁了,这天有个工人朋友找到桂叔,把家里的实际困难摆了一堆,恳请他把那个指标让给自己的孩子。桂叔知道这位工人家的情况,顾不上过多考虑就答应了。这位工人的孩子进了厂,继伶的名额泡了汤。没多久桂叔调回广州,一家人也离开了梅州。

回到电台,继伶还是没有工作,桂叔就跑到街道居委会给女儿登记,等待安排。结果电台一位阿姨看继伶天天在家买菜做饭,就介绍她到自己的科组当临工,每天8毛钱工资,直到有机会转正。

小女继耘读完大学时,桂叔已经当了副台长,但他说省广电局有规定,领导干部不能和直系亲属在一个单位工作,便让继耘去当了当年并不吃香的老师。等到这间学校不办了,桂叔也退了休。还是杨老师着急,把情况告诉了台领导,才把继耘调进台工作,桂叔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动得掉了泪。他就是这么个人,自己怎么帮别人都是应该的,而得了别人哪怕一点帮助也感激于心。

继耘到广东电视台工作后,对父亲有了更多的了解,她听到人们几乎众口一词,说桂叔人特好,对部下能帮就帮,急起来也为工作的事发火,但让人口服心也服;说桂叔很有才华,我们台一部又一部电视剧在全国打响,桂叔功不可没……有这样的父亲,继耘真的很自豪。

桂叔重情、感恩,总说“做人要有良心”。多年前桂叔参加高考,不巧碰上“打摆子”,校医给他治疗,还一连两天背他去考场。桂叔记在心里几十年,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望一下退休的老校医。小女儿生孩子后,家里请了个小保姆,桂叔手把手地把小保姆调教得非常合格。十年过去了,小保姆准备辞工回去结婚,却赶上桂叔病重,就留下了。桂叔交代女儿,小保姆办喜事要封个一万元的红包,祝她今后平安幸福。桂叔走后,杨老师和两个女儿遵照他的意愿,送了个一万五千元的大红包。现在,她们还和小保姆保持着联系。

桂叔乃性情中人,不掺假,不摆谱,当了副台长后,还是那样的笑脸,那样的实诚。有他在的场合,他很自然就成了中心,谈吐幽默,真情洋溢,那是一种智慧之光,一种人格魅力。

桂叔清廉。公家配给他的车,他不让家人用,只有刚出世的小外孙出院时,破了一回例;公家给家里安的电话,可以打国际长途,桂叔早早声明,其他人免“沾光”。有一次继耘急着给一位香港的同学说个事,便“沾光”了一次,想不到桂叔很生气,狠狠地批评了女儿。分福利房的时候,桂叔居然囊中羞涩,还是杨老师的一个朋友先拿来两万元顶上……

身在电视台,又当着头儿,管着电视剧,周围常常有美女环绕,然而,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桂叔,多年来却从无绯闻。

听说我们《电视艺术家》杂志要来采访,桂叔的大女婿说,真怀念父亲在的日子,一家子和谐、温馨的感觉太好了!

桂叔的二女婿特意让妻子转告我:父亲最值得写的,是他对母亲体贴入微的关爱,是父母间生死不渝的爱情。

有道理!爱情是世界上最美丽、最动人的风景线,桂叔与杨老师携手40多年,走过苦难也走过幸福,个中该有多少回忆和故事!

在桂叔家简朴的客厅里,杨老师提起桂叔就不觉潸然泪下:老张不管工作上有多难,回来不会带一点情绪,也从没有向我发过火。只要有时间他就抢着做家务,他做的菜全家人都喜欢吃……

只有说起最初的相识相恋时,杨老师泪水未干的脸上才有了笑容:原来早年间两家是邻居,桂叔曾经去过杨老师家,但因为杨老师在外读书,两人不曾见面。后来杨老师成了汉剧团的主角,而桂叔的堂弟凑巧也在剧团工作,有一回桂叔受托帮杨老师的亲戚去给她送东西,结果一见钟情,桂叔连夜写了一封六页纸的长信。信是情信,却不落俗套,没有甜言蜜语山盟海誓,却把自己的身世从实道来。杨老师看完那封信,恻隐之心大发,哭了一夜……多年后,桂叔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告诉女儿:我和你妈谈恋爱,一封信搞掂!

因为文革时的遭遇,桂叔总觉得亏欠了妻子,让她一个弱女子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度日;而在他蒙受冤屈时妻子不离不弃的忠贞,又使他怀着感恩之心。他曾经在《黄陂‘五七干校’杂忆》一文中提及当年和妻子失去联系的日子,在隔离室终于得知妻子的消息时,他念及妻子对他的苦苦牵挂,且每月40多元的工资,竟要养育两个女儿和年迈的婆婆,不禁大放悲声:“在我的记忆中,我从来没有那么悲恸地放声痛哭,用撕心裂肺来形容也不为过。”——文革中有这等遭遇的家庭不下千万,像桂叔这样情义不改,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有一次和桂叔聊天,他说:“我妻子为我受了许多苦,身体又不好,等退休了,我得好好陪着她。”桂叔是实在人,他说了就必定去做。在生命的最后8年里,他除了必要的会议和活动,其余时间多在家看稿、写东西,一空下来他就陪着妻子和小外孙散步、聊天、看电视、买东西,有一回还和杨老师一起,参加了台里组织的老领导新加坡游。或许因为这次出游毕竟不是二人世界,杨老师怀着深深的遗憾说了两遍:“他没有带我去旅游”。话说着,却没有一丝丝责怪。在杨老师眼里,桂叔做了什么、没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。

如今,杨老师和桂叔的卧室里,依旧摆着两个枕头,两床被子,“我当他出差去了……”,说者深情,听者动容。

桂叔的两位女儿告诉我,父亲对母亲百依百顺,宠爱有加。晚年更是不让她一人单独行动,上哪儿都有人陪着。父亲最担心的是自己先走了,母亲受不了。病重后他总是劝母亲一定要坚强,还天天写日记,留下一些文字陪伴母亲……

事实上,杨老师比女儿想像的还要坚强。继伶说,过去母亲上医院体检,父亲总叫我来回接送;现在母亲让我在医院门口等她就行了。继耘说,母亲把对父亲的思念埋在心里,平时她对女儿、女婿和两个小外孙的爱更深沉、细腻了……

我想:桂叔会知道的,他一定很高兴、很放心。

为人至情,桂叔善哉!

桂叔走了,可我们感觉他如炬的目光,仍然注视着故乡的土地,注视着那个给予他无限温暖的小家,注视着电视艺术的发展之路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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